梁县尊是真的受了点惊吓。与此前很多初识高务实的人一样,他们可以接受高务实“神童”的说法,毕竟大明的神童委实层出不穷,哪一朝要没出几个神童,反倒是稀奇事。

可是这些神童,都是“神”在思维敏捷学问好,却没见过高务实这种,不仅学问好,而且还能洞悉人心的。

洞悉人心,那不应该是老狐狸们的本事吗?

显然,这些人不知道后世民国时期有一世外高人曰李宗吾者,作得一门学问,其名为厚黑学,而高务实穿越前因要混迹官场,自然是此学问的精心研究者之一。

想那厚黑学乃是封建官场之要义精华,高务实以此学为宗,大明官场中这些蝇营狗苟,又如何能逃他之法眼?

在他看来,杨教谕这一手玩得不仅溜,而且很有分寸。因为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,那就行同谋反,未免太过线了,一个弄不好,反而引起段知府反感,倘若此人是个倔脾气,没准给他们来个鱼死网破,看看到底是我知府老爷厉害,还是你们这些县衙小吏能耐。

可是,现在其余四县不吭声,只推出最小的绩溪县在前头说话,那就不同了。绩溪乃是个真正的下县,地方也小,人口也少,再怎么闹,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。可是他们这样一闹,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,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,方便日后转圜。

都说民不与官斗,但其实这也是个相对论,若是民闹得太厉害,官也是怕民的。所以绝大多数时候,都是双方保持着默契的均势,谁也不会逾越那条底线。

所以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,都是以维稳为主,以不出事为政绩,至于讲不讲道理,那反而是个次要问题。

而下头的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,所以碰到什么纠纷,先不管有理没理,且嚷嚷一阵,把事态搞大再说。因为事态越大越不容易吃亏,闹大了,官府为了息事宁人,就往往法不责众,按闹分配。

这些道理虽然梁县尊现在明白了,可他却是在张师爷的耐心解释下才明白透彻的,而高务实这个小小孩童,又不像张师爷这样常年在各个县府衙门靠这些本事混饭吃,他是如何一眼看穿的?

所以梁县尊真的怕了,一时之间望向高务实的眼神里都带了点畏惧之色。

不过,高务实此刻心里不光是记挂三个月后的童子试,还记挂着自己去安阳的事情,实在没什么心思跟梁梧在这里耽搁,于是直接道:“那就是说,徽州府方面果然被我说中,打算用一手拖字诀,把事情给拖黄了?可若是如此,那帅嘉谟又怎么会沦为逃犯?”

经过刚才这么一下,梁梧面对高务实就有些不敢像之前那么随意了,闻言连忙道:“问题就出在那个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没有下文之后,仍然不肯放弃上……”

于是梁梧又继续把事情转告给高务实。

原来,当事人帅嘉谟左等右等,始终等不到徽州府的下文,不禁急了,心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,岂能无疾而终?这里头的问题症结,到底在哪里呢?

其实这里头的关键在于,帅某人只会做数学题,而不会做政治题;杨教谕则正好相反,他数学题虽然做得错漏百出,但政治题能做成满分卷!

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,只谈官员仕途泰否。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,一厢情愿地认为,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本案,肯定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——他要是活在二十一世纪,一定是个极好的程序猿,找BUG专业户。

于是程序猿帅某顺着这个思路,重新考虑了一下,居然还真的发现之前的呈文里,确实有一处很模糊。

国初时,六县均输的“夏税生丝”,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“人丁丝绢”,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:“夏税生丝”这个科目,到底是怎么被改成“人丁丝绢”的呢?

高级程序员帅某人觉得,只要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,真相就一定呼之欲出。

于是精神大振的帅嘉谟挽起袖子,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。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,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。

这次的调查,持续了三个月之久。皇天不负有心人,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:奥妙,出自征税科目上。

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——类似于后世的对账单,那堪合上面写的很明白:“坐取徽州人丁丝绢”。

也就是说,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,是“人丁丝绢”,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,而在这种情况下,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。

但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,却发现“人丁丝绢”这个科目没了。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,多了一个“夏税生丝”。

于是,帅嘉谟顿时明悟过来,这其中的手脚,已经很清楚了。

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,用的名目是“夏税生丝”。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“夏税生丝”科目,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。

但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,徽州府向上递解时,又从“夏税生丝”抽出应有的数目,划归到“人丁丝绢”之下。

这样一来,“人丁丝绢”这只鸠,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“夏税生丝”这只雀的巢。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,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由歙县独扛。

可怜歙县百姓毫不知内情,辛辛苦苦独交了两百年的税,却不知道他们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。

帅嘉谟知道,做这个手脚的人,绝对是个高手。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,又精通案牍流程,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,移花接木,混淆视听,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。

而缴税这种事,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,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,很难改变。于是乎,歙县一口气交了近两百年“人丁丝绢”,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喜当爹:给别人养了两百年的崽。

帅嘉谟目光炯炯,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胥吏从中舞弊!

这个猜测并非是凭空臆测。在大明的体制里,地方官员流转频繁,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。而那些地方庶务,比如钱粮刑名之类,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。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,职务世代相传,又掌握着专业技能,外人根本弄不明白,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。

尤其是钱粮一道,更是重灾区,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。手段高超的胥吏,甚至能“使连阡陌者空无籍,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鄢”,你说这得多牛逼。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,就曾无奈地写道:“各县各户房粮科,年年派粮,时时作弊。”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。

所以这一招鸠占鹊巢,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,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!

既然真相大白,那么事不宜迟,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,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他知道,吏目向来世代相继,如果彻底掀出来,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,所以他对于成因,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:“先年不知弊由何作”。

人,可以不追究,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;但事做错了,却必须得拨乱反正。

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:“人丁丝绢”明明是人头税,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。而现在单独让歙县交纳,难道其他五个县,竟然全是空城,一个人都没有吗?

隆庆四年九月二十五,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,满怀期待能够“俯赐决议,申详改正”。

应该说,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说服力,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。可是报告递上去,却依旧毫无动静。甚至,徽州府这次干脆连回复都没有,完全置若罔闻。

程序猿到底不如公务猿懂官场,帅某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,根本不在于他数学题算得准不准,而在于徽州府从知府到知县甚至更多人的乌纱帽戴得稳不稳!

事情到了这一步,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,可是帅嘉谟却没有退缩。这个耿直程序猿,意识到自己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之后,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

进京上访!老子要告御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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