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光荏苒,一去经年。

万历六年七月初二,大明发生了一件悲剧性的大事。

前文华殿大学士张居正,于本年六月上旬在江陵老家郁郁而终,其长子张敬修上疏乞赐荫谥。

疏至内阁,首辅高拱见文,痛哭失声,竟至昏阙,内阁众官惊急,乃传太医至,而元辅已逝矣。

时帝与观政高务实正于文华殿讲读,闻讯急至内阁,见元辅案上,文牍满置,竟高数尺。

帝大恸,涕泪难止,执务实手言:“昔先帝临崩,托孤元辅,曰‘以天下累先生’,而今先生驾鹤,如船失舵手,房缺中梁,朕哀极痛极!更不知今后又何为之?”

不多时,皇帝欲下旨辍朝三日,观政高务实立刻劝谏,曰:本朝文官丧礼,辍朝礼均只一日,惟荣国公(姚广孝)享辍朝二日礼,礼不可废。请止。

帝答曰:“如此,改辍朝二日,不得再谏。”

于是朝廷为高拱之死辍朝两日。

第三日时,皇帝诰命:“……大学士高拱,锐志匡时,宏才赞理。当畿庭之再入,肩大任而不挠。谋身近拙,实深许国之忠;遗俗似迂,雅抱殿邦之略。幕画得羌胡之要领,箸筹洞边塞之机宜。化椎结为冠裳,柔犬羊于帖服。利同魏绛,杜华夏之深忧;策比仲淹,握御戎之胜算……

博大精详,渊宏邃密,经纶伟业,社稷名臣。……慷慨有为,公忠任事。迨殚内宁之略,益宏外御之勋。岭表滇南,氛净长蛇封豕;东夷西虏,烟消堠鹭庭乌。洵称纬武经文,不愧帝臣王佐。

盖有不世之略,乃可建不世之勋;然必非常之人,斯可济非常之事。

……赠上柱国,谥文正。布告中外,咸使闻之。钦此。”

诰命一出,满朝倾羡,高氏门生,纷纷赞颂。

文正!

自司马光提出“文正是谥之极美,无以复加”之后,历代文官梦寐以求的死后尊荣,美谥之极!

文正二字,何等之重?只说明朝,便有一例可证。

武宗之时,大学士李东阳垂死,大学士杨一清来看他,见李东阳为谥号担忧,杨一清就向他表示,朝廷将给他文正的谥号。垂死的李东阳听罢,竟在床上向杨一清磕起头来。可见“文正”之谥在士人心中的地位。

张居正死了,据说是郁郁而终,但这可以理解。

高拱也死了,却不知是累死的,还是想到与张居正多年的恩怨,心情激荡之下的意外。

对于高拱之死,伤心的人很多,但其中最甚者,恐怕还是高务实。

他觉得高拱大概率还是死于劳累过度,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,一心念着先帝托付,没日没夜的工作,连高务实无数次劝他多休息时,他都每每回答:“年老少睡而已。”

去年被高务实“挖角”而来京师、今年刚刚编成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也数次向高务实提过,说元辅过劳,恐难持久。

可惜,没人劝得住他。

历史上,高拱便是死于万历六年,如今他仍然死在了这一年,时也?命也?

但除了这一点,高务实还有更多的感慨,因为张居正也死了,甚至还死在高拱之前。

原本的历史,已经因为他高务实的到来,出现了最大的变化。

是好的变化吗?高务实认为是的。某种程度上来说,他一直认为张居正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改革家,只有高拱才是。

高务实认为张居正应该是整顿派。

原历史上,张居正的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顿为基调的。他的立足点不是改革,而是整饬纪律,恢复祖制的活力。

改革是制度的创新,整顿是祖制的恢复。

宋朝时王安石变法是突破祖制、创制新法的真正改革;而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诸多内容,都是祖制的恢复和整顿,不应列入改革范畴。

唯二有新意的,是考成法和条鞭法。考成法扩张和强化了阁权,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,但却消除了科官对政府的监察职能,破坏了祖制小大相维的制衡原则。

然而,高拱也推出过“考课法”,甚至在这一世,由于高务实“政绩量化”的思路影响,高拱的考课法走得更远,用意更深。[无风注:本书第一卷有述。]

“一条鞭法”则不是张居正的发明。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,就由桂萼创始并由傅汉臣等人推行了。在隆庆、万历时,一些地方官员如庞尚鹏、王宗沐、刘光济、海瑞等多人在所辖地区以至全省范围内的推行,一条鞭法渐次盛行。

由此可见,张居正只有推广之劳,并无创始之功,所以不能称为改革家。

其实后世也有学者认为“高拱的人品操守、胆识才干、改革意识,都是张居正所不及的。”在他执政的两年半里,创行了吏治、司法、军制、边防、水利、漕运、海运等全方位的改革。

他不仅有《除八弊疏》的施政纲领,而且还打破了禁海政策,造船只,开海运,“实行对外贸易”。高拱还“特别重视发展工商业”:“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”,“了解实情”。他还大力支持和推行丈田均粮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。

而张居正执政的十年,“并没有完全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”。特别是他“对高拱的开海运、开放对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”,重新恢复海禁,推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。

因此这部分学者的评价是:“高拱是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改革家,张居正是官僚、政客,实用的保守主义者”,“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、而张居正基本上属于整顿派”。

至于改革的效果,以经济改革为例,历史上高拱罢官前的隆庆五年(1571年,只算到隆庆五年是因为隆庆六年他就罢官了。),太仓银库岁入310万两,岁出320万两,岁亏只有10万两,比隆庆元年至四年(1567-1570)平均岁亏的206.6万两,减少了196.6万两(无风注:参见樊树志《万历传》)。这就为张居正执政时期国库盈余奠定良好基础。

张居正执政后继承了高拱的与俺答维和的局面,有其功劳和贡献。“但是,他享受的和平‘红利’,超过了他的贡献”。张居正接手的不是一个“烂摊子”,而是“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‘红利’”。

而这一世没有张居正的接手,高拱又做到了哪些,以至于使万历对他的去世如此伤心,并给他追谥“文正”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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