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晔回到长安,倭国的使者也追到了长安。

这一次姿态放得极其低下。

藤原忠平的小心思全都没有了,只求罢兵言和。

当然,只是与大唐言和,跟王审知还没完。

毕竟倭人的都城还在王审知手上,最富庶的畿内道正在消化当中。

刘知俊杀伐太重,恶名传遍倭岛,被倭人称之为“杀生王”,倭国名重一时的大将,除了源经基,基本都死在他的进攻中。

倭人已经失去与唐军争锋的勇气。

这也是倭国朝堂的共识。

醍醐动辄声泪俱下,要复百年之故都,却无人理会,到了如今的地步,就算是主战派,也不愿再直面唐军了。

倭国形势一片大好,已经超额完成当初的战略构想。

刘知俊攻下西海道、山***,山阳道,倭人几乎四分之一的土地被收入囊中。

若算上王审知的南海道、畿内道,倭人一半的土地沦陷。

其中腹心膏谀之地畿内道包含了倭人一半的人口。

假以时日,倭人灭国之厄不远。

藤原昌平空口白牙就想求和?

李晔心中暗笑,这才哪到哪?你们不想打就不打了?

王审知的使者也来到长安,请求购买粮食、兵器、盔甲等物。

如果是两个月之前,李晔确实需要钱,但在抄没裴氏的非法所得之后,大唐已经不缺钱了。

在与张承业、杨师厚、朱瑾、李承嗣等军政大员商议之后,还是决定支援王审知。

但不是购买,而是兑换倭人青壮。

辽北与漠北建城,需要大量劳力,中土百姓自然不愿跑那么远,而当地本来就人口稀少。

契丹、室韦战俘又不服管教,动不动就出现逃亡事件。

关键他们放羊牧马还行,筑城就实在强人所难了,工程质量不堪入目。

语言上也存在很大障碍。

大量的精力花在管理上。

而倭人就没有这么多的毛病,后世倭人不是号称有匠人精神吗?正好为大唐添砖加瓦。

王审知占领的畿内道,别的没有,倭人到处都是。

李晔去信一封,让李禔全权负责此事,李巨川协助,可就近征调山东、淮南、江西、荆襄、广东五道的粮食、兵备。

占城稻的推广今年颇有成效,淮南、江西、广东产量几乎翻了一倍。

粮食、铁、马等战略物资,一直都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。

至于倭国的谈判,李晔也全权交给李巨川。

从目前形势看,倭国虽然一败涂地,但倭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,要求收复平安京。

醍醐与忠平军事上的无能,深深刺激了中层的领主豪强,下层武士阶层更是大为不满,倭人内部也在凝聚着一股情绪。

这股情绪犹如火山,一旦爆发,倭国就会迎来新一轮的剧变。

这个时候,李晔当然不愿和谈。

至少在倭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之前,李晔绝不会接受和谈。

原因很简单,唐军还能打。

两万大军的规模,如今的大唐,完全能够承担。

而且刘知俊在倭土以战养战,也没有耗费多少粮食,从上个月起,山***、山阳道占领区的倭人为了平息刘知俊的杀性,主动上缴粮食与各种税收。

三年前征伐辽东,还有将士动不动求请归乡。

如今在倭国的天策右军,若是连前期的整训时间算上,也快一年了,在倭国风生水起,没一人提思乡之事。

这也是募兵制的职业军人与府兵制的区别。

战争能给他们带来利益。

士兵的素质也提升不少。

只要皇城司与宣教使两只手不缺失,就会成为大唐的神兵利器。

除了利益,这么多年一直潜移默化推行的荣誉、忠诚,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向上的道路被打开,将士可以凭借功勋提升官职,或者换取土地、钱财。

国家对伤残军人也有赡养照料的义务,大唐与将士之间的羁绊不断加深。

不过,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。

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,就必须保持向外的扩张,以收取足够的利益。

如同后世的美帝。

全面战争不轻易打,但局部而有限的战争一直不断。

既保持了国家的利益也保证了士兵的利益。

天地万物,其内在的规律其实都是利益链条的有序运转。

历史上,李存勖在平梁之后,就开始忽略士卒的利益,内政和经济一塌糊涂,以至于后唐的精锐部队纷纷离心,主动挑起叛乱,挟李嗣源为帝。

赵宋收天下精兵为禁军,圈养在汴梁城内,杯酒释兵权,的确解决了中晚唐五代以来的藩镇之祸。

但手上有了镰刀,却不愿拉出去收割利益,空有百万兵力,花费越来越多,战力却越来越低下。

所以两宋羸弱不堪。

丛林原则,你不打别人,别人起来了就一定会来打你。

为了提升宣教司的地位,李晔进行了一些细化。

分宣导使、教导使、宣教使、宣抚使,其中宣导使与教导使分别对应地方与军中,采用九品制,最多到正四品。

宣教使从三品到正二品,需文武双全,精通兵略,负责一军之军心,有作战知悉权、参谋权,但不得干涉主将的军事决断。

宣抚使也是从三品到正二品,位在布政使之下,但不属于布政使管辖,也不得干涉地方政务,负责体察引导一地之民情、民心,纠察地方政务军务,做出正确评估,向朝廷汇报。

此举意在加强朝廷对地方和军中的掌控。

让宣教司体制化,成为大唐正式的机构。

这几年随着大唐走入正规,大量人才涌入科举之中。

宣教司逐渐不受待见,成为一些落第之人暂时的栖身之地,心思从不在宣教司上,三年之后再考,有了功名,立即水往高处******致的利己主义者无处不在。

特别是冯道、韩延徽、宋齐丘三人,成为无数读书人的典范。

从地方小吏,一跃而登天子明堂,参与国政机要。

激励了不少人。

上升的通道是打开了,但选择也多了。

宣教司与皇城司一样,都是高危行业,不仅需要学识,还需要胆气与智慧。

而地方知县、知州,则不一样,地位尊崇,手握大权,自然成为士子们的首选。

连尚学出身的子弟也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。

都想着当官,想着轻松,官场早晚会出问题。

这么多年,中流砥柱一直是退伍将士。

只有他们一直忠心耿耿履行着职责。

宣教司对新生的大唐有多重要,李晔心知肚明。

中晚唐五代的藩镇之祸,如果不想走赵宋的路子,就要走宣教司的路子。

对将士进行忠诚教育,赋予其家国大义。

有鉴于此,李晔提升宣教司的地位,也就在理所当然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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