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们四人布置完后围在一张桌上各自玩着手机时,门外走进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人:“你们好,请问李礼先生在么。”我站起来:“诶,我是,你是送肉夹馍的大叔么。”他拎着一个箱子朝我走来,我也朝他走去,我们走到一张桌前,他将箱子放到桌上,打开盖:“这是您要的五十个肉夹馍,一共四百块,您看怎么您怎么付。”大叔朝着一口西安腔的普通话,房东听到后也走了过来。可能北方人对北方人有种格外的亲切,就像一个南方人到了北方听见了一句平翘舌音不分的“家乡话”一样。

我给大叔结了账他便离开了,我招呼着林和罗罗也过来:“来,今天我请你们吃肉夹馍。”罗罗张这个大嘴巴:“你疯了你,五十个,哪里吃得完。”我拍了下她的圣诞帽:“你傻啊,我让你全吃完啊,你们先吃,吃不完的今晚来个人按人头送,送完为止。”她颤颤巍巍的伸出手:“我这辈子都没一次性见过这么多肉夹馍。”

大叔是小区楼下的一个店家,在周围全是奶茶和桂林米粉的包围下,有个仅仅四平米左右的小铺面,他是个正宗的西安人,在亲戚的建议下带着爱人来到桂林谋条生路。后来才知道,他那位亲戚误入了某传销组织,他与爱人的积蓄也被全部骗光。于是他四处借钱,在我们小区的小吃街里租了别人铺面的一个小角落,用复合板围了起来卖起了肉夹馍。

大叔五十来岁,头发花白,在桂林总有那么几天妖风肆虐,有一天早上,我起得特别早,早到连楼下的米粉店都还没开门,在漆黑的一条小吃街里,有一个小小的灯光从一个角落中透了出来,好奇的心理驱使着我朝它走去。走到光亮处,里面一位戴着口罩的大叔正在做馍,看见我的到来,他赶紧洗了洗手用毛巾擦干,摘下口罩,走到我跟前满脸堆笑着问道:“要吃点啥。”我看了看:“是不是还没开张呢。”他赶紧笑着说:“有吃的了有吃的了,这是我昨晚做的,一直放冰箱里,我给你热热,还能吃,你看我也吃呢,要是你要吃新鲜的,我现在正做着,我给你烤好一个马上给你做。”我笑了笑,看着眼前这个有些佝偻着背的大叔,我回道:“没事,昨晚的就昨晚的吧。”他的笑依然保持着:“好,那你等下。”

说完他便转身戴上口罩,从一旁抽出两个一次性手套戴上,从冰箱里取出一个馍,又取出一块卤肉,一同放到微波炉。他又转身给我倒了一杯橙汁,递给我时依然堆着笑。我橙汁喝完了,他也加热好了,他取出一把铁夹,把馍夹到一个纸袋里,熟练的用小刀把馍切开,又用铁夹把卤肉夹到砧板上剁碎,两只手指在纸袋外一捏,切成两半的馍就张开像一个嘴,他用铁夹把肉沫夹起塞进那张“嘴里”。他扭头问我:“现在吃还是?”我看着他熟练的做着这一切,笑着说:“现在吃。”他把做好的肉夹馍送到我手里:“这是昨晚上的,你就给四块钱就行。”我看了看墙上的价格表,拿出手机扫了十块钱:“昨晚的和今早的也没什么差别,一个馍八块,一杯橙汁两块。”他赶忙哈着腰:“谢谢谢谢,下次你来晚一点肯定有刚做好的。”我没有回答他,笑了笑转身便离开了。

我走到街对面,看着他努力的和着面,本来佝偻的背更加的驼。他时不时的用手腕擦了下额头,又时不时的抬起头活动了下脖子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突然有些难受,正好一阵风吹来,我吸了吸鼻子,跟自己说:“这天是真的冷啊。”

那天晚上,我再次路过那个小铺子门前,大叔还在。地方狭小,他与爱人坐在那,凳子太矮,桌子太高,他俩就犹如小朋友一般围着一台小小的暖风机,昏暗的灯光下二人看着桌子上手机播放的电视剧,时不时的露出笑容。

如果面对着很多人,笑容可能是伪装。可如果只有自己,那么一定是欢喜。我想,那个时刻他们一定是欢喜的。我又走上前去:“老板,两个肉夹馍带走。”他扭头看见我,赶紧站起身来,他的爱人也跟着站起身来。他还是笑着问我:“两个是吧,等下哈。”我笑着点了点头,他的爱人站在一旁看着他忙碌着,是不是的又对我笑着点点头:“稍等。”我看着他们笑了,我也笑了。我不知道我的笑是不是他们的笑,那不属于我自己的。

大叔熟练的给我做好后,打包递给我:“您拿好,慢走。”我付好钱还是笑着点了点头离开了。

第二天我比前一天来得稍微晚了一点,大叔已经开始营业了,也有着两位客人来了站在店门前,大叔依然是堆着笑问他们需要什么,又麻利的给他们做好,我就站在一旁,我生怕我的出现会让老板更加忙乱。他们二人要了四个肉夹馍,不停的催促着大叔,大叔也在他们的每一次催促下回头朝他们笑着哈了哈腰。正所谓忙则出乱,大叔取出一块卤肉的时候不小心将放卤肉的盒子弄掉到了地上,里面卤好的一块块肉掉到了地上,大叔稍微犹豫了一下下,还是选择先把微波炉里的拿出来给他们做好。他们离开后,老板慢慢的蹲下,可以看出他的腰腿不便。他一块一块的把卤肉从地上捡起来放到盒子里,站起来时叹了一口气。他拿着盒子走到洗手池旁,把肉洗了洗,做好后又打了个电话:“喂,你从家里帮我拿点卤肉来吧,我刚刚不小心给它整掉地上了。”说完后又诶诶嗯嗯的回应了一下便挂断了。

我走上前,大叔一改愁容又是笑着跟我说:“这卤肉刚刚掉地上了,你要吃的你等会,等我老婆给我送过来。”我看了看那整整一盒的肉,刚刚被水冲洗过,卤汁的颜色淡了许多,我笑着说:“没事,就用那些吧,我这人随意。”他摇了摇手:“不行,这掉地上了的怎么能吃。”我又问:“那这么多肉就不要了?”他朴实的笑了笑:“晚上煮饭的时候放两块在饭里可香了。”我又指了指那个盒子:“这样吧,你先用这个给我做个肉夹馍,然后剩下的你算算多少钱,我正好也想尝尝你说的做法。”他有些激动的说:“你确定?”我点了点头,他麻利的夹了一个馍和一块肉放到一个加热用的小碟子里,就在他放进微波炉之后,依然回头朝我犹豫的看了看,我点了点头他才关上微波炉门扭好时间。我问他:“那些肉给我包起来吧,多少钱,我扫给你。”他看了看:“不贵不贵,你要的话就拿去吧,这本来也掉地上不能卖了的。”我坏笑着问他:“你洗洗再用也没人知道呀。”他又摇了摇手:“不行不行,这我们能吃,客人不能吃。”

我拎着一袋肉和一个肉夹馍,看着手里的两个塑料袋,我又扭头看了看店里那个佝偻的背影,我摇了摇头笑了笑,朝着家里走去。

从那以后,我的早餐经常变成了肉夹馍,尽管我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第一次尝试。可能我更喜着肉夹馍后,那满是皱纹的笑,那花白的头发,乱糟糟的胡碴,那个带着爱人窝在暖风机前看电视剧的笑。

平安夜,我坐在茶馆一个人看着《真爱至上》,隔壁罗罗的歌声穿透过来,我不知道我是在听罗罗唱歌还是在看电影,房东去酒吧前给我沏的茶也随着我空洞的眼神冷了。

茶馆走进一位身着红色旗袍的女子,我认识她,她叫飘雪,我童年时的一位好友。“你这装修得不错啊。”她面带微笑的站在我面前,我站起身来走到对面为她抽开一张椅子。

我和她相识在一个跆拳道兴趣班,那年我八岁,她也八岁。后来因为一次实战训练我脚踝受了一次伤便终止了,我和她也从此断了联系。再次相逢是在一个成绩提高班,那年我十岁,她也十岁。那个时候我喜欢惹她生气,也喜欢逗她笑,但我不是喜欢她,也不是同情她,而是嗅到了她身上有和我一样的味道。

那个时候的我从不喜欢回家,父母整天都在忙自己的事,家对于我来说无非是一个空荡荡的混凝土建筑物,幽静得让我能嗅到树木参杂着雨后新鲜泥土的腥味,那是一种没有人气的霉味,准确的说不是嗅出来的,是一种感觉,或者是年少狂躁的内心所带来一个人的不安,她身上也有,所以我喜欢她,喜欢和她待在一起。她也是,她父亲对她很不好,她羡慕我有个完整家庭。我们都不同情彼此,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同情,我们更珍惜彼此,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珍惜。只是觉得喜欢和对方在一起的那种感觉,我不会用“安全感”这个词来形容,所有形容词都没办法说出那种感觉。她喜欢黑,但是又怕黑,我们一起去过鬼屋,一起去过山洞,她很怕,但又很想去,进去后死死拽着我的手,我第一次牵女孩子的手,那年我们十四岁。

我们总是喜欢腻在一起,后来同她一位朋友与我表哥熟络过后我们变成了四人小组。然后这不影响我和她喜欢两个人靠在一起说着自己最近的不幸,这是他们都不知道的。慢慢的,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着不幸变成了她听我的喜怒哀乐,我说,她听。也成了一种依赖感,对她的依赖,或者只是为自己的哀怨找到了一个发泄口,周末亦或是放假便是我们最开心不过的时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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