月光下,王青秀微笑着,听弟弟说着这些她听不懂的话。国家大事王青秀不明白,她不知道弟弟到底是为什么事情烦恼。但这样听着弟弟诉说,看着他变得轻松起来,自己也觉得格外欣喜。

王宵猎前世,学了许多知识,形成了很多固定看法。这些固定看法规范着他,也束缚着他,使他做事小心翼翼。每做一个决定,都要跟自己记忆中的教条相比对。然而实际中,许多事情都与教条并不相符,让他烦恼不已。最近终于想明白,教条之所以成为教条,是因为自己的原因。那些本是知识,自己理解不透彻,才成了教条。当把这些教条破开,突然间就柳暗花明了。

最常见的,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,并由此推导出最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。实际上,真能够这样清晰分明白的,只有欧洲,其他地方并不明显。马克思当年分析的时候,也说只是根据欧洲、中东、印度等地的情况来的,遥远的东方,主要是中国是不是这样不知道。后来成了教条,许多人认为到了古代中国,就要发展资本主义。甚至有人认为只要中国先进入了资本主义,就领先全世界了。甚至历史课本上,会专门列出来,明朝的晚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,说明中国并不落后。甚至有人认为,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资本主萌芽了。

什么是资本主萌芽?谁规定中国就一定要走资本主义了?谁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,就说明了社会进步,文明发展?哪个历史事实说明,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国家,就领先世界?

这样的知识非常多,甚至成了一种固有印象。如果有人提出质疑,会有一堆人嘲笑你。

人类社会有没有客观规律?应该有的。这个规律能不能总结成这样一个公式?应该是不能的。对于一个独霸一方的领导人来说,有这样的思想是有害的。

前世学的学术体系,很多内容是根据意识形态,或者政治原因,被人为构建出来的。这个体系可以用来统一思想,团结力量,但不能指导过去。或者说,不能因为欧洲先发生了工业革命,就认为人类社会必须像欧洲一样发展。纵然不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,其他地方发生不了,也不能如此认为。因为你把中国改成像欧洲一样,最大的可能,也是发生不了工业革命。

人类社会本就是在各国交流、学习,甚至是争斗中发展的。这个知识你发现了,那个知识他发明了,自己没有发现或者发明,是人类的正常现象。最重要的,是要积极学习,并且善于学习。中国并不需要工业革命在自己的国内发生,只要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,积极学习,并且善于学习,就足够了。

真实的世界,不管是自然世界,还是人类社会,是一个样子。人类认识世界,所总结出来的规律与真实的世界永远不相符。如果相符了,人就是神,国家就是地上神国了。人的思想千奇百怪,在这件事情上统一,另一件事情上不统一,都不足为奇。但不能因为人的思想千奇百怪,就认为人类社会什么样子都是可以的。思想虽然不能够统一,却有一个主流。

前世留给王宵猎最伟大的财富,是政府要为人民服务,要以人民的立场看待问题。而不是这个思想那个主义,那些用处不大。以人民的立场,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天命观,这才是革命性的。如果认为以前君权天授的天命观,皇帝是天。那么以人民为权力来源的新中国就是地,直接天翻地覆。B

在这个角度上,才能明白建立新中国的教员的伟大。后人评论教员,绝大多数的评论,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,无异于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。不管是在立场上,还是在理论上,绝少人能够真正与教员位于同一条水平线上。自始至终坚持救国救民的理想,坚持与人民同一战线,更是无人能及。

教员有没有错误?当然有的。党的决定里就说了三七开。这个错误说是左的错误,不如说是对理论和人性认识的错误。众所周知,教员认为人性是一元的,一元社会性。建国后的许多政策,都是从这个对人性的认识而来。甚至教员从思想上认同法家,为秦始皇翻案,为曹操翻案,可能也与此有关。而王宵猎现在明白,用人的认识形成的规定,对人性进行定义,肯定是错误的。也正是因为教员有错误,后来的改革才是正确的。改成什么样才是正确的?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,在实践中探索。

不能够对人性有清醒认识,不足以谈政治理论。这就是中国自先秦以来认为人性本善,人性本恶思想的珍贵。而到了宋朝,又进行了性情争论,形成了各种流派。

凡是文明,不能够跳过这个阶段。欧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,同样有人性的探讨,只是表现为不同形式。比如性别的争论,比如女权,比如人性的解放,这是必须要经历的。至于中国的人跟着凑热闹,甚至以为那是先进思想的体现,只能说这样跟风的人从来就有,没有什么稀奇的。只是在中国,肯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结果。随着中国的发展,会自然消散。

人能不能认识真实的世界?当然是能的。人能不能完全认识真实的世界?大约是不能的。中国人对此并不在意,认为有天,认为最终可以天人合一。欧洲对此是在意的,着意于构建一个完全跟已有认识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合拍的世界,即理性世界。

自然科学家对此认识得比较清楚,有的人会迷茫,有的人会认为有神,有的人会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错的。虽然有人会指出,科学家认为的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,其实没多大用处。其核心还是认为有一个特别的存在,已经完全认识世界。社会学家则不然,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真实的世界,更进一步还有人认为自己由此总结出来的理论,或者是规律,是完全正确的。这种思想太过于自大了,真实的人类世界,哪怕一切摆在你面前,也未必能够认识。

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认识世界,所有的主义与规律不足为恃,是重要的一步。认识不到,甚至还以自己东摘一句,西借一句,向人争论而自得,就更加不足取。

许多哲学家,因为学了欧洲的哲学,会说中国之所以产生不了科学,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没有理性世界。甚至有人说,这个理性世界,是思想自由的彼岸。认识不到这个彼岸,说明了思想文化的落后。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,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,已经有太多的人提出了太多理论。这些理论大多数看起来都非常有道理,然而没有什么用处。事实就是这样,事后的分析有用,可以让后来者吸收别人的优点。但用处绝不是抄别人,并由此批判什么。

欧洲人有一种普世情怀,或者说传教思想。总觉得比别人强了,别人就要像我这样,一切都跟我学。那是欧洲的文化,跟其他人无关,世界也从来不是这个样子。人类的发展,从部落到国家,再到国家集团,这样一步步发展下来,将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。但在国家林立的时候,就必须以国家为基准,坚定地守住国家的界限。特别是中国没有普世情怀,就更加如此。

老子认为的理想社会,是鸡犬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。后人说这是老子的局限性,总之是老子根据他那时候的社会现实,得出的结论。后世的社会,人类结合越来越紧密,当然不能如此了。如此来批判老子,也大可不必。谁又知道,随着人类发展,最后又如何呢?

对于世界的认识,人类其实真地好像孩子。自然科学领域,正确和错误相对比较明显,科学家看得比较清楚。社会科学领域则不然。许多人认为世界就在这里,看得见,摸得着,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知道的。总结出规律来,甚至形成了思想和主义,就觉得这是世界真理,是绝对正确的。由此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的描术,就一定是正确的。许多时候这种看法跟宗教一般,非常顽固。

可以这样说,只要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,那就一定是不正确的。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,必须处于这样一个状态。明确知道知识和研究一定不是绝对正确,而是相对正确。同时还要相信自己的认识和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,在某个阶段是正确的。绝对正确与相对正确,必须要清晰地分开。

中国哲学把世界分阴阳,发展到后代,又有了矛盾论。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,但却不能就此认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。知道这不是世界真实,又能够熟练的使用这些理论,才是正确的做法。

王宵猎看着天上慢慢升起来的一轮明月,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些认识,说起来其实很简单,但清楚地认识到却不是一件容易事。说给别人听,大约别人会觉得自己是疯子。

面对复杂的世界,我们经常说,要从这些复杂中,总结出简单规律来。用这简单的规律,来认识世界,解决现实问题。但实际上,简单的规律能不能说明复杂的世界?实际上是不能的。但总结简单规律的工作有没有意义?这当然是有意义的。但是对大多数人,前面的不能不适合说清楚。

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,还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样做有意义,有什么意义,让人精神错乱。最终从这里面走出来,既能够跳出来看问题,也能够处理实际事务,实在有些难。

饮了一口酒,王宵猎对姐姐道:“这个世界上,想要活着很简单,但要活明白,那就难了。如果阿爹没有起勤王军,我守着这个老家,许多事情根本就不会想,活的简单而快乐。阿爹起兵,不幸战死沙场,由我来带这支军队,就没有这么简单了。许多别人不用想的东西,我必须要想。许多别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事情,我必须要注意。哎,我烦恼了近一年时间,最近终于想通了。但愿以后不再烦恼。”

许多事情不面对,我们不须要想那么。纵然闲时想想,也不会追求正确。但当事情临头,就不能如此草率了。如果是闲谈,说你到了古代怎么救天下危局?许多人都能够侃侃而谈,能想出无穷无尽的办法。许多人觉得,自己三言两语,举手抬足,所有的危机都会烟消云散。但真到了古代,才会发现那些大多都没有用处。想解决问题,必须要脚踏实地,认真去做。

便如前中国面临灭国的危机时,许多仁人志士,抛头颅、洒热血,救国救民。很长时间,教员其实并不能说服别人,也得不到支持。反而是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人,满口大道理,深受欢迎。最后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。只是,绝大部分的人,依然还是会相信王明那样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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